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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1944:松山战役笔记

 
 
 

日志

 
 

转载: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  

2010-03-31 18:38:39|  分类: 受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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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青报记者 林天宏

    在沉寂了60多年后,仿佛在一夜间,松山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后,每天都有数千名旅游者来到这座位于滇西边境、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几十个交通协管人员来维持秩序。

    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是因为一部名为《滇西1944》的电视剧的热播。电视剧的原型,便是1944年发生在这里的松山战役。

    当年5月,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

    电视剧唤醒了人们对这块旧日战场的记忆。旅游者们戴着旅行社统一定制的太阳帽,撑着遮阳伞,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身后,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弹坑和掩体中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

    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松山不仅是一处景点。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他们通过勘测战场、走访见证人、寻找史料、征集文物等方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如今,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讶异地发现,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太多的悲哀与感慨,太多的疑问与谜题。

    阵地

    来松山的许多游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名叫《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书,它被称为“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提起这件事,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总顾问余戈“颇有成就感”。

    余戈的生活原本与松山没什么关系。他是北京某部队杂志社的编辑,平日里就是一个军史爱好者。在一次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松山产生好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这都是一场实力相差极其悬殊,结果却出人意料的较量。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少佐(注:相当于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大约130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孤军作战;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1,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惨胜”。

    “总结历史,不能总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那叫哄自己开心”,余戈说,“我想知道松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2004年9月,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当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阵地遗址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个现役军人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从那时起,他先后4次造访松山,将松山战役近百日的战况,一天天梳理出来,最终完成了这部包括880条注释、34幅图表、参考文献达115部的45万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松山,完全可以体会余戈当年的那种心情。

    从Google提供的卫星地图中寻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为参照物。当你找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这是当年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记者将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如今,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各种战壕、掩体、明暗火力点和地堡残迹,隐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长的蒿草掩盖,蜿蜒曲折,密如蛛网。许多阵地遗址棱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刚刚挖掘好。时间久了,你甚至会产生眩晕的幻觉,仿佛能够嗅到某种硝烟、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

    可以说,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在这儿,战争的历史与现实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于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地图,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到1944年5月,日军在松山的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等战略要地,修筑了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

    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

    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同大型蚁巢。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我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认道,“但作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

    2010年3月9日,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这片遗址,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

    这天傍晚,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轮落日,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不禁让余戈想起,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残阳如血”。

    “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本身就有‘戏剧性’,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余戈感叹道,“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特别打动人。”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

    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

    挖山人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

    不止是这个男孩,几乎每一个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战争遗留物品的记忆,走访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这些“挖山人”有着最为直观的判断。

    50岁的护林员杨金满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背着背篓带他上山,用一尺来长的小锄头在山地里四处挖掘弹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三四斤废铜和六七斤的废铁。他甚至还听说,有一个外地人牵了3头毛驴,在松山上挖了一个月,挖出的弹片,整整堆满了租来的一间房子。

    “他发大了!”杨金满颇为羡慕地说。

    松山人对于死人骨头没什么畏惧心理。通常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弹壳是最多的,死人骨头也最多。杨金满小时候和小伙

    伴常玩儿的游戏之一,就是拿着死人头骨往山坡下滚,看谁滚得远。如果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们也会拿死人头骨出气,拿着锄头用力砸下去,“啪”地一声碎成几块。有时候,能在一些头骨里发现金牙,把它撬下来,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获。

    杨金满小时候,一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5厘,而供销社收购的价格,铜是1元5角钱一斤,铁是3分钱一斤。供销社不收购尚未爆炸的子弹和炮弹,一些“脑袋灵光”的松山人,开始学着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弹。

    这显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在拆卸炮弹时被炸死的人有10多个,被炸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家的父子两代人先后因此丧生。

    被炸死的那个父亲,是松山远近闻名的“拆弹专家”。人们都说,他手上拆过的炮弹,先后有数万枚。上世纪60年代,出事那个晚上,老人在堂屋里拆卸一枚中国远征军使用的20毫米战防枪弹。这是一种小型炮弹,老人或许是不太在意,拿着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杨金满是这次事故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家离这个老人家不太远,在隐约听到传来的巨响声后,当时只有10多岁的杨金满跑到老人家,看见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头部被炮弹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时隔40多年后,2006年春节,在同一个地点,悲剧再次发生。有邻居送来一枚没有爆炸的日军75毫米山炮弹,希望老人的儿子帮忙拆卸,当地人经常把这种炮弹的弹壳,作为捣碎谷物的臼。

    那天傍晚,杨金满刚护林回来,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忙冲出门去。他看见,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浓烟滚滚,房顶被炸飞了,老人的儿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多年后,这个老人的儿子,或许是这场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

    这些年来,随着松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儿已经不再允许私人性质的“挖山”活动。但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早已熟视无睹的昔日战场,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旅游景点。

    如今,在松山,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已经开起了各种小型超市,这里除了买卖各种食品饮料,还开始代售起与松山战役有关的书籍和地图。一家名叫“松山随宜餐馆”的小饭店,也挂出了“松山羊肉汤”的招牌,售价着实不菲,一份70元。

    杨金满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护林员总是穿一件带橘红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游客前来,就兴奋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经成了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景点里最早的导游员。

    在邻居眼里,杨金满并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生活懒散,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盖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来的这座破旧不堪的老院子,将来却有可能成为松山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

    普查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老照片的比较发现,杨家的老屋,正是当年日军野战医院的所在地,这是60多年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日军营舍遗址。从老屋墙璧和窗棂上的累累弹痕,人们可以推测出当年在这儿发生的激烈战斗。门框上的一节已经发黑的旧电线,也是当时日军使用的“原装货”。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

    本版摄影:孔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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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火摧毁的日军营舍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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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队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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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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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满在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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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旅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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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下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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