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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1944:松山战役笔记

 
 
 

日志

 
 

殷实先生评《松山》:“微观战史”的价值  

2009-10-16 23:43:13|  分类: 争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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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放军文艺》杂志 殷实

在阅读余戈所著《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微观战史”这样的说法。印象中,一般的战史类著述都是宏观的、总体的,也是偏重于技战术方法和数字统计的,比较枯燥乏味,原因是它们一般都要略去战事的参与者,最多也只是提及个别指挥员或者是发挥了极显著作用的战斗员的名字。一场战争、战役或者是战斗结束,硝烟散尽,时空远逝,比“战例”、“史料”消失更早的,是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一个个具体的军人们的名字。这就为传奇故事和文学虚构留下了太大的余地,也造成了我国“演义”文类非同一般的发达。史志类著作被演义类文字的光环所遮蔽的情况极为常见,大家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曲直是非的纷纭聚讼。

松山战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算不上有名,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记中也较少被提及。这场战役的背景是:一九四一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又在东南亚拉开战线,并于一九四二年进占毗邻中国云南的缅甸。根据中英相关协定(因缅甸当时属英国殖民地),中国曾经派遣十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共同抗击日军。当时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击溃后一部进入印度,另一部自缅北向云南败退,一支日军部队乘胜追击并进入中国,沿滇缅公路推进到了怒江西岸的松山,在那里盘踞下来。这导致滇缅公路——中国抗日战场可获取外援的中印陆路交通线被切断。为此,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决定,在云南组建新的中国远征军,度过怒江反攻日军,收复滇西;与此同时,重组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收复缅北,最终两军会合,实现贯通中印公路的目的。松山之战即为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西渡怒江反攻作战中的重要一役,时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九月间。

松山反攻作战,中国境内部队即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辖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直属部队共16个师;松山守敌为日军第56师团步兵第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一个大队。结果是,日军以千余人死守松山三个多月,最后全军覆没,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创造了全歼建制日军联队的记录。

在松山战役结束六十多年之后,余戈以“战役笔记”方式,集自己迄今为止所能检索到的全部资料于一体,并实地探查,采访亲历者,意图还原、恢复这场战役的基本面貌,作者谓其“微观战史”,乔良先生称之为“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都是极为贴切的。大约每一个有过拼图经验的人都会有一个相同感觉,那就是,也许会忧虑于自己精微细致的程度,或者担心自己毅力、耐心能否持久,但就是不会怀疑结果的完美,因为那些混杂在一处的万千色块肯定是不多也不少的,否则游戏本身就不成立。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当一个人开始对一场真实发生过的战役的完整过程发生兴趣,并开始巨细无遗的“色块”搜集和拼图工作时,这样的一场劳心费神的智力活动的艰巨复杂可想而知。我能够想到的唯有“可怕”二字。是的,这件工作非常可怕,以至于根本没有几个人可以胜任,也因此,直到今天这样的战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尚未有人实践过。

“战史拼图”或“微观战史”的写作价值何在?我尝试理解如下。

一、在历史与心态史之间的阻断作用。历史学虽是冷门,但是,有关它的负面说辞反倒不仅限于其学科之内,比如“小姑娘”说、“当代史”说等等,几乎应人皆知。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本体”或学科后面,往往伴随着一种有关历史的“心态史”。这种无所不在的“心态史”,往往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目的,以主观化、情绪化的“史识”解释历史,左右着一定时期人们的历史认知。这样的“心态史”经常会让历史研究本身颜面不保,乃至声名狼藉,“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之类的讽喻,恐怕不是没有缘由的。在余戈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一书的今天,无论从时间、空间来看,还是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我们显然步入了一个相对更加从容优裕的全新境地。国共两党之间的历史恩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心理间隙,以及过往意识形态透镜下光怪陆离的种种史论史观,也都在发生着显著而积极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治学而言,未尝不是绝好的境遇。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是有可能在历史与“心态史”之间做出区分和阻断的重要外部条件。惟其如此,学者才可“就事论事”。

在四十多万字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余戈将发生在三个多月间的战事,以每一天的进展为单元,从战斗双方人力、物力投入的明细,地形地物、战场的结构布局,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战术战斗方法的使用,人员、供给及战斗消耗情况,指挥员、战斗人员的举止行状,电文、密令、情报、会议、新闻,天候、气象、水文的变化,兵员结构、成分、乡土背景等等要素入手,试图在每一个章节中都要让读者把目光聚焦于他这幅“全息摄影”般的战场图景中而无暇他顾。这就有效地做到了让我们除聚焦“事实”之外,没有以任何外在于这场战役的、或者是事后的经验、知识来评判界说的可能。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在其名著《尤利西斯》中,曾经以洋洋七百多页篇幅,全方位呈现都柏林城内数个人物一天中的琐碎活动及曲折心理内容,创造了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奇迹。余戈此作的艰巨复杂程度不免让人有所联想。然而,乔伊斯的便利之处在于可以虚构,他也许只需要在时空转换及都柏林市的街巷、居屋、店铺、桥梁和港湾之类地方费心实证即可,在对人物、言语、性格、心理及爱尔兰市民社会的传神刻画方面,则可完全凭借其魔术师一般的文学技巧。余戈的工作却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他受制于那场战争,受制于六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滇西松山上的一兵一卒,还可能包括了一草一木。他的每一次下笔,每一段叙述,都必须是对被严格核对过的、不偏不倚的“事实”的搬用,而这些“事实”作为“色块”镶嵌进整幅图像中时,也必得是严丝合缝的。我猜想其间一定有拼错后拆解开来重做安排的情况发生,也有拼不下去而苦无出路的时刻。

然而,这样的工作又是充满诱惑力的:当日军某天的一次偷袭行动出现在中、日、美三方事后的记录中而各有出入时,或者是当某一次阵地爆破后的歼敌人数,甚至被歼毙者的姓名、军衔、具体身世都通过对各方资料的对照而水落石出时,这种对当年战场上战事细节的精确还原,就会让读者感受到战史乃至“历史”的纯粹逼真,而不是粗略潦草的勾勒。至少在这样一个切近的距离下,谁都不会再脱出具体的“现场”而去生发各种感慨、藏否之类,又或是在种族、阶级、政治等层面高谈阔论了。我想,这就是成功的阻断——让我们以百分之百注意力,从技(战)术层面,以战壕内军人的身体活动范围为限度,以战线的延展伸缩、火力的强弱消长为指标,面对一个绝对的战场空间,面对纯军事意义上的事实,也就是微观化了的战史。

二、军事历史叙述中的去文学化努力。《1944:松山战役笔记》并非没有叙述者的视角,也不是没有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观点,在一些章节中,我们甚至也能感觉到作者强抑的激愤。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所谓的文学性,这一点才是此书最值得观察的。如前所述,历来我国演义文类发达,以至于对史志文类的真实真确多有消弭和掩盖。最近几十年以来则是一种叫做“报告文学”的文类昌盛。这种将历史故事化、文学化的冲动,一方面源于非常时期、危急时刻的国民动员、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采用街头活报剧、枪杆诗、“故事新编”之类简易形式,更容易获得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与重人不重事,“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钱穆)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路线,以及我们自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多少有一些关系。区别在于,旧时的“文”并不是现在“文学”的意思,它可能包括具有“载道”功能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经国”文章,但并不包括引车卖浆的小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却似乎独与小说亲近,大量使用小说式的玄虚和耸动手腕,从字面看,可能是把对真实事件的交代理解为“报告”,而把主要以情节、细节、对话乃至心理活动、心理分析这样一些小说方法狭义化为“文学”了,因为现代小说成熟的叙述模式非常便利于借鉴模仿。据研究者称,现今一些“报告文学”的基本尺度是,只要事件真实,情节、细节,乃至人物的对话、形貌、心理诸方面都可以虚构。

以当今“报告文学”的这类笔法介入历史,自然就产生了大量“历史纪实”类作品。说实话,对于目前仍在以相当数量生产的、被“文学化”了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历史和各个时期的战争历史,我们不能不抱着忧虑的态度加以审视。因为许多看上去生动传神,可读性很强的“纪实”,从事实层面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缺少采访、田野调查,缺少文献支持“创作”实在是太过繁盛了,很多极不严肃的著述,甚至是在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制造新的混乱。

《1944:松山战役笔记》因为聚焦的是一场非常具体的战事,在方法上又是按时序逐日推进,几乎所有的战术方法、战斗进程、攻防策略,战况演进以及不同阶段作战成效,都通过战斗文书、详报、日志,以及战后中美日三方参战人员的信件、笔记、回忆录等材料,进行仔的细对照和严格核实。这种我姑且称之为“战场考古学”的工作,对写作战史类著作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今天的“战争纪实”、“历史纪实”也具有示范价值。我认为,至少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标高后,其后任何人想要染指战史中的战役研究,就恐怕就不会再那么无所顾忌了。作者余戈自称,在写作中,即使是对同一事实,交战各方在讲述时的不同取舍——有时是夸大或缩小,他也要追索其动机,“订正其有意无意的笔误和口误。”可以想见,这样的细致入微的工作,是基本上没有任何让“文学”笔法插足的余地的。

三、文献、资料的“身份”识别:草根研究之正当性问题的提出。这是我在阅读《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过程中,以及从该书出版后在网络环境的某些反应得到的一个启发。历史编纂在中国向有传统,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却几乎苍白,这与中国历史的叙述中意识形态因素、狭隘民族主义因素、以及所谓大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之类因素当然不无关系。不过,就历史研究本身而言,也存在着诸多偏见的藩篱,比如对文献、资料“权威”性的要求,对研究方法甚至研究者身份的挑剔,以及对“稗官野史”、方志和亲历者口述的忽视等。

此书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在于,作者从事的正是名副其实的“草根”研究。余戈怀着军事历史“发烧友”式的专注与热忱,投入到松山之战的无限细微和琐碎之处,在没有任何史学抱负的情况之下,却拿出了中国大陆抗战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成果。有读者——是历史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认为是“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足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意见。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正宗,一般都被认为是非“正规”学术机构莫属,如大学和各研究院之类。从对资料占有、文献使用的便利,以及研究费用的投入等方面,“正规”机构当然有着无比的优势,而且绝大多数重要的史学成果也多出自这些机构。不过这类学术机构也自有其盲区和死角,他们对文献、史料的选择,或限于条件,或囿于思想的禁锢,总会有所局限。像战史研究中对敌方文献的甄选,对立场截然不同的当事双方回忆的平等看待,口述史的严重匮乏,对田野调查、战场考古的疏漏等等,如此实证精神的阙如,必然会导致科学态度的丧失。

近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所谓“草根”一族的悄然生长,军史、战史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面貌,那就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基本上没有功利色彩“民间研究”,其基本的特质可简单归纳为“无定见”、“纯叙事”、“显微化”处理,以及文献资料的多样性。据作者称,他对“县一级文史资料选辑、新闻报道、网站专题、博客这样的为专业研究者所轻蔑”的资料,并不避讳,而是主要在甄别、比对上下功夫。一些“军事发烧友”的业余研究成果,网络写手们无心插柳的采访“爆料”,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书中。我们看到,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注释条文和资料来源列表中,甚至标出了许多网站地址,读者完全可以自行去验证那些资料的可靠与否。在这本书的电子版出现在网络上之后不久,也立刻引发了大量的跟帖讨论、知识订正和指谬,而且交流已经跨越了国界,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即便是对同样的文献、史料,《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识别”也因为对细节无限穷尽的执著而有所不同。书中的一个细节是可以说明作者此类用心的。中、日、美三方的战史资料中,都有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5月西渡怒江时一个中国士兵溺水死亡的记录,余戈却没有继续沿用“一个士兵溺水”这样的描述一笔带过,而是设法通过一位仍健在老兵的回忆,确认了这位湖南籍士兵的名字叫邓超。因为作者认为:“每一个牺牲都有其价值,他的名字同样应该留存史册。” 而在书出版后与网友的交流中,余戈耿耿于怀的,也是关于牺牲了的普通士兵们确切信息的缺漏:“我们现在还能讨论活下来的日军到个位数,想想死去的远征军战士,才是糊涂账,您见过名单吗?20集团军名单好像到军官一级,兵只是数字。”

是的,每一场战役、战斗,都是由一个个生命鲜活的士兵们以鲜血和牺牲完成的,大部分研究者却往往将他们罗列为一个个数字,甚至数字准确与否都会成为问题。余戈在书的后记中提及,自己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发现尽然漏算了整整一千人。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滇缅战事的书中,常常能具体到一个中队的行动。这些情况的披露,是让人心绪难平的。

《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有一位武汉的古文献学者于亭,读完后感慨万端,在网上抒发胸臆,他的感慨让人深感历史教育的重要,更感历史的学问家们工作的严肃,兹摘录如下,与读者分享:“……因为不同的战争,那些战死在异国土地上的美国人,那些战死在异国土地上的日本人,同样成为保佑他们后人的国魂英灵,就像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黑色的长墙上镌刻的六万多个名字,使得每一位阵亡的战士,在生者的眼中都变得生动起来。看纪录片《靖国神社》,看着镜头里络绎不绝的老人、青年来祭奠亡灵,心中不能不升起另一种复杂的感觉。今天,“升平乐世”“泱泱大国”的升斗小民,谁还记得那些数以万计的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被打成马蜂窝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数以百万计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尽而持枪奋然而上的那些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的号角的号手?!”

《1944:松山战役笔记》首创“微观战史”的概念,这是把战史研究方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用这样的方法逼近近代历史、革命史上所有那些可歌可泣的战争,无疑将是更加诱人的工作,同时,这本书也提出了问题:军史、战史研究如何摆脱功利主义书写而重获其学术的尊严?方法只是一面,终极的目标应该是历史认知中最为必要的客观、公正与翔实,而这是历史教育的基础。

                                                  200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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