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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1944:松山战役笔记

 
 
 

日志

 
 

《1944:松山战役笔记》节选:龙陵之战1  

2009-09-11 21:33:42|  分类: 战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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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卫立煌断然决定挥出一记“左勾拳”,令第11集团军从左翼全线出击攻击松山、龙陵、平戛。至6月5日,第71军的第87师、第88师已经从西北、东南迫近龙陵城郊;随后以部分兵力切断公路,对芒市、腾冲方向分别进行警戒。

虽然日军第56师团对这一攻势有所预料,但是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一时惊慌不已。因为此时其主力几乎全部在腾冲方向与第20集团军激战,留守龙陵的部队,总共不过750人,分别是:第113联队第3大队和工兵第56联队的留守人员共100人,野炮兵一个小队20人(105毫米榴弹炮2门),连同野战医院、野战仓库的非战斗人员和伤员,合计不过300人;配属第56师团的第2师团第29联队第2大队(藤木大队)440人;从镇安街溃败逃来的残兵10余人。以上兵力由大队长藤木隆太郎大尉临时担任守备队长,负责指挥。[1]虽然日军攻占龙陵两年来,以龙陵城区外侧作为复廓阵地,以龙陵周围的高地作为主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但以如此少的兵力来防御,其正面实在是过宽了。

而他们面对的是第11集团军第71军的2个主力师:第87师由龙陵西北攻击,第88师由东南攻击。

6月8日,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与第71军军长钟彬一行登上龙陵东南制高点、海拔5000英尺的尖山寺第88师指挥所督战。这天,第88师第263团冒雨组织波次突击,与日军反复争夺9次,攻占勐林坡(亦写做勐连坡)。团长傅碧人负重伤,官兵伤亡达500余人。[2]尖山寺中有一湖南籍老道,据说也是当过兵而放下屠刀的出家人。该人指点着山下的战场,对两位将军口说旧日战史,杂以笑话神语,直令宋希濂、钟彬以为是方外仙人,忘了此刻正置身枪林弹雨之中。

6月10日,第88师主力攻克广林坡、老东坡、桅杆坡、三关坡等外围要点,日军放弃阵地溃逃,其第264团(团长戴海容)乘势突入城区。第87师以第259团攻克龙陵老城,入晚,以第二营继续向伪县政府所在地伪县长赵鹏程宅攻击;配属该团的第261团(团长庾浩如)第三营向龙陵南郊日军据点伏龙寺推进。至此,龙陵城郊各高地尽入我手。据日方战史资料,此时日军放弃外围主阵地,收缩固守城区外侧西山坡、红土坡、一文字山、中学校、观音寺及东卡各据点。[3]

这天夜里,我一线攻击部队忽然传出了“攻克龙陵”的消息,一时传得沸沸扬扬。第二天就被证明是假消息,日军仍在龙陵城区各据点固守。

至12日,在远征军步、炮兵猛烈攻击下,日军野战医院伤员增加到了400人,连卫生兵也在医院外围投入战斗;仅有的2门105毫米榴弹炮还被击毁了1门,形势的确是岌岌可危。

这一阶段,远征军的进攻固然凌厉,但也让日军感到蹊跷:白天攻击猛烈,然而一到薄暮,即悄然退出。[4]

15日晨发起的又一轮总攻击,又再现了这戏剧性的一幕:伴随猛烈的炮击,第87师、第88师夺取了复廓阵地一部,继而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黄昏时分,第87师一部甚至冲入了位于城中心的日军野战医院内,连日军军医都拿起手榴弹投入战斗。正当日军无力增援,感到龙陵阵地难保之际,天空突然升起了信号弹,远征军攻击部队再次后撤了。[5]

为什么会有如此戏剧性的攻势呢?据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视察龙陵前线后,给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电报称:“龙陵收复,本已指颐可期,惟敌工事坚固,绝非步兵兵器所能摧毁;且因连日大雨,飞机既未输送弹药,又不能协力轰炸;兵站输力薄弱,亦不能及时追送粮弹”,[6]因而,他没有下令部队连续进攻。而第71军军长钟彬的说法更具感性:“……(15日)竹笋、芭蕉根已由副食的地位,变成主食的要物。更从声嘶力竭的电话中,催运弹药。总要三天以后,始能得到一次攻击最低限度之需求,指挥官之决心纯为兵站分监所支配,以打消继续猛攻之意”。[7]美国出版的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印证了这一说法:当时“飞机用436个降落伞空投75毫米炮弹,另有600匹驮畜往返怒江渡河点与龙陵之间,进行弹药补给。但仍不能满足围攻军的消耗,步兵进攻终告失败”。[8]看来,粮弹不济确实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一书又指出:“第11集团军总司令按照中国军队的惯例,给被包围之敌留出了一条逃路,仅由东、北、西三面攻击龙陵阵地。”[9]

笔者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仅有数百人的日军,宋希濂的思维惯性仍是不要硬碰硬,缺乏攻坚的决心,所以“围三缺一”、“黄昏息战”,他心里期盼的是日军快点从缺口自行逃跑算了,免得自己的这支嫡系部队伤亡太大。

在这种心情下,就不难理解10日晚那荒唐的一幕:

据时任第11集团军87师情报参谋的胡薛军(黄埔17期)的回忆:“……(10日)黄昏时分,遇到敌人顽强抵抗。由于战前侦察工作不细致,黑夜难辨龙陵城区地形,激战6小时后,第87师第259团的攻击部队一进入城区街道,团长聂率淮即匆促向师部报捷‘收复龙陵’。当时我同师长、参谋长均在前沿指挥所,第87师师长张绍勋据此立即命我向军部报告:我师已克复龙陵。当即层层上报至重庆军令部,后来听说重庆大小报纸,均以显著标题,登载龙陵我军大捷的消息。孰料翌日拂晓,攻城部队始发现占领的城区是龙陵老城,而主要新城区仍在敌手,为此师长张绍勋认为这是谎报军情,贻误战机,责任重大,极度难过。”[10]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龙陵东南方向的第88师当晚也传来了“喜讯”:

“……前方还不通电话,可是后方已把消息传开了。当电话一接通,长官部立即打电话问尖山寺师指挥所,宋总司令还亲自打电话来问我:‘龙陵占领了,确实不确实?’我答:‘天又黑,又下大雨,我现在就在老东坡阵地上。前线从城内回来的传令兵都说占领了,到处搜索,都没遇到抵抗,他们还带回许多战利品,牛肉罐头、饼干,我都吃过了。电话还未架通,我看是占领了。’于是,宋总司令委派了龙陵城戒严司令,由他率领队伍进城。当我进城部队刚开到城边,却遭到敌人猛烈袭击。

“后来听说,攻克龙陵的消息当夜即震动了全国,也传到了国外。但听说日本天皇裕仁却一口否认,说龙陵还在他们手中。” [11]这是当时任战场指挥官的第88师副师长熊新民的说法。

据说,宋希濂从两个主力师“确认”了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这时,一贯冷静的第71军长钟彬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中午11时许,我军正待向老东坡发起攻击之际,日守军六七十人却主动撤离逃窜,他同时看见由龙陵通往芒市的小道上之篱笆坡有一屡青烟升起,就想,会不会是给日军指示退却路线呢?[12]实际上,这是日军因伤亡过大而收缩阵地,意在固守城区。但宋希濂却确信日军是要放弃龙陵溃逃了,于是马上发电向自己的校长蒋介石“报捷”了。电文如下:

 

委员长蒋(中正)、总长何(应钦)、卫戍总司令刘(峙):2979密。

此次我远征军渡江反攻,职奉命为左翼军,已于巳东开始行动。由职亲率71军及第2军主力,分别由碧寨渡、打黑渡渡过。我军向龙陵梓市之【敌】攻击前进,沿途各地之敌均顽强抵抗。但我军士气旺盛,连克腊勐、□□、[13]【镇】安街各要点,鱼日迫近龙陵近郊,均分别围攻,于蒸申攻克龙陵。此役,敌伤亡约数千人,遗尸三四百具,卤获战利品正在清查中。我伤亡团长以下官兵约数百人。刻残敌向龙陵西南溃退,除继续扫荡、确保战果外,谨电呈鉴。

职宋希濂。巳蒸。甸参。龙。印。[14]

 

由电报抬头可见,这个电报是宋希濂越过顶头上司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直接发给蒋介石的,这显示出“校长门生”非同寻常的特权。电文报告“蒸申”攻克龙陵,即为10日申时(傍晚15时至17时)。[15]事实上此时两军正在龙陵城郊激战,宋希濂显得太心急了点,但这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太需要这样的结果了。当这个“喜讯”在翌日清晨被龙陵城区东卡钢筋水泥碉堡中的日军机枪声粉碎时,宋希濂和他的两个师长都陷入了极度尴尬之中。恰在此时美军顾问组长多恩准将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更是让宋希濂、钟彬羞惭得想挖个地缝钻进去。[16]

但是,对第71军而言,灾难才刚刚开始。

对日军第56师团而言,虽因应对高黎贡方向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大举攻势,将第113联队由松山、龙陵北调,致使龙陵兵力枯竭,但是龙陵却是必守的枢纽要冲。一旦龙陵失守,不但北面的腾冲和东面的松山日军将彻底被孤立,而且西面第56师团司令部驻地芒市也将暴露于远征军正面当前。因此,第56师团根本没有弃守龙陵之意,乃紧急从各方调集兵力予以增援。[17]

6月15日,由腾冲沿腾龙公路开来的日军第113联队主力(松井秀治指挥的第2、第3大队)约1500多人,携火炮7门,在第56师团派来的长洼中队接应下,突破了扼守龙川江邦乃渡的第261团第一营第三连拦阻。[18]此前,宋希濂曾分别两次令一连、一营配合第71军工兵炸毁腾龙桥,部队竟然均因携带炸药太少未能成功。[19]日军通过腾龙桥后,击溃猝不及防的第261团主力,又在邦乃、邦腊掌一线击破前来增援的第260团第二营,分两路快速前进。16日拂晓浓雾弥漫,松井秀治令第2大队(原田大队)向据守腾龙公路两侧5210、5412高地的第260团第三营发起攻击;以第3大队(荻尾大队)沿公路南侧高地向龙陵西北侧前进,威胁集结于文笔坡的第259团右侧背。

日军的援兵到了。

很快,16日黄昏,第87师伤亡甚大,日军第3大队突破我军左翼阵地,以一部冲入龙陵城内;当晚9时突降大雨,第2大队亦突破第260团防线,继续向我军右翼的老蚌户、勐外坝迂回,似有包抄第87师退路的企图。[20]

这就是日军第56师团制定的反击方案中,所谓实行“内线作战”中机动兵力的运用。[21]在整个滇西战场,松井秀治率领的这支主力“消防队”,“南北增援,来去自如”。开至龙陵不久,松井就掌握了第113联队所属的3个步兵大队,并受命指挥全部龙陵日军向我反击。

危机立刻笼罩了第71军。

“6月16日,第87师败退到距龙陵3英里后方。败退是以第261团突然开始原因不明的溃逃为导火线而引起的恐慌状态造成的。据说,第87师师长为此企图引咎自杀。

“17日,第88师放弃龙陵附近阵地,撤至东北8英里一线。这样,中国远征军在临实现攻占龙陵这一光辉目标的直前,竟突然失之交臂。”[22]

当晚,退至城外的远征军政工人员用广播筒通宵对日军进行攻心喊话,使城内日军一夜不得安宁。

18日晨,从上街附近赶来增援的日军永井支队[23]150多人进入龙陵东侧,继而向腾龙公路与滇缅公路相交处的勐林坡发起攻击。松山大垭口村一个叫李宝林的16岁小伙子,当时被日军抓至龙陵在军需班当差,他看到日军分为三路,每路有50多人,赶到山脚后队伍呈扇形散开,接着便“呀!呀!”叫喊着向山头冲击。据守阵地的第88师第263团杨光耀营三四百人,在与日军短暂交火后,即放弃了本团曾付出500人伤亡代价夺占的山头,向东撤退至勐冒街。日军攻占阵地后,居然捡到10挺机枪和数百支步枪。[24]这个营是为第87师撤退殿后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也就没有与敌拼杀的必要了,为跑得快些,连武器也不妨奉送,反正美国人还会补充。

至此,“卫立煌为实现攻占龙陵,甚至企图出动总预备队[25],但其决心却在仅有1500名日本兵的反击下被粉碎了。”[26]

关于第87师师长张绍勋的自杀事件,笔者了解到的一种记述是:

16日晨,在日军援兵的猛烈攻击下,第87师师长张绍勋慌了阵脚,害怕日军集中兵力先行击破第87师,动摇了固守龙陵西北高地的决心,请求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给变换阵地,放开公路,东撤至黄草坝。作战以来,攻击龙陵的两个师是由副军长陈明仁担任战场指挥的。

陈明仁认为,放弃龙陵西北高地,让开腾龙大路,日军就会一举冲过来,不但围攻龙陵企图彻底落空,若日军沿公路尾随追击,则兵力单薄的黄草坝、镇安街也难确保,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他判断松井此时的目的,正是想凭借这股气势一举打到松山,救出被我新28师围攻的“火中之子”——拉孟守备队。于是,陈明仁即严令第87师师长张绍勋,必须坚守现有阵地,不准再退一步。

张绍勋接到陈明仁不得再退的电话后,心急如焚,瞒着陈明仁,直接打电话给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张绍勋向自己的老长官苦苦哀告说,部队伤亡太惨重了,再坚守,全师就要覆没了,得赶紧撤退,另辟阵地。

恰逢此时,陈明仁也要打电话给宋希濂。接线员插上塞子,随手又拔掉,报告陈明仁说,宋长官的电话占线,听声音,是张师长与宋长官正在通话。陈明仁心里有数,当即要接线员将塞子插上,监听他们的谈话。陈明仁听到张绍勋在电话里向宋希濂叫苦不迭,又听到宋希濂不耐其烦地说:“绍勋,部队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守了,可以变换阵地,放开公路就是了。”

正在这边监听的陈明仁,这时按捺不住愤怒了,对着话筒高声吼道:“张绍勋,你必须给我守住,绝不可后退,这关系整个战斗的大局。你的第87师归我指挥,我的命令不算数吗?”接着,陈明仁口锋一转,又对着宋希濂高声喊道:“总座,作为总司令,你不可以不与我商量,就直接处理我职权内的事情。要不,还要我做什么?”[27]这位陈明仁,虽然位居宋希濂、钟彬之下,却是与他们同为黄埔第1期的同窗,打仗能攻善守,早有“虎将”之名。1925年黄埔军血战惠州时,时任连长的陈明仁率本连首先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曾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缘此为人脾气孤傲耿直,素有“湖南骡子”之称,以敢于顶撞上司全军闻名,故而职位升迁大受影响。但因为这样能打的将才太少,蒋介石一遇到急难险重战事就想到他,对他的脾气也容忍几分,更何况宋、钟之辈。

宋希濂自感尴尬,半晌无语。从内心讲,他是同意张绍勋的意见的,两个师围攻龙陵一周都未拿下,现在日军援兵已到,战机已经错失,要是日军集中兵力乘势合围了自己的嫡系第87师,那就糟糕了。不如将主力暂时转移至达摩山、老庙坡、麻石头梁子、深沟、长岭岗一线,改成一个“守势钩形”,与第88师现有阵地衔接,先站稳脚跟再说。[28]

有了这个想法,宋希濂便打电话指示第71军军长钟彬,钟彬深知此举影响重大,加之不了解从腾冲来援的日军到底力量如何,就回答说:“待力战至黄昏再定。”宋希濂提醒:“勿轻敌!”

到了傍晚,钟彬判断日军主力确有从右翼迂回包抄第87师侧背的迹象,终于“挥泪酸心”,决定“放弃右翼以血肉换来之一部阵地”,下达了转移阵地的命令,贯彻了宋希濂的意图。[29]

再说作为一师之长的张绍勋,猛地吃了陈明仁的一顿枪药,想想几天前的误报军情,今天又越级打电话违抗军令。挂断电话后,张绍勋自知责任重大,觉得无颜再见上峰长官,心情沉重。十天后,随着日军发起进攻,部队一退再退,张绍勋诚恐无法挽回战局,而连日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转来蒋介石严令查究放弃龙陵责任的电报,更是让他压力空前,遂决心以自杀承担责任。[30]于是写下三封遗书,一封致老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表达了自己擅自撤退、累及全军的愧疚之情;一封致全师将士,勉励他们不为一时挫折而颓丧,继续奋勇杀敌,洗雪第87师的耻辱;一封留给妻儿,安排后事。而后,在指挥部换了一身整洁的军装,用手枪对着自己胸部开了一枪。所幸未击中要害,被送后方抢救。笔者找到了6月28日卫立煌发给蒋介石的“巳俭午”电报,是这样讲的:“……今晨敌复增援,沿滇缅公路向该师阵地猛扑,虽经该师长亲加督率,全力抗拒,以敌战车及炮兵火力之激烈,复以粮弹缺乏,其第260团5255高地被敌突破。该师长张绍勋目睹情形恶化,诚恐无法挽回,乃愤而自杀,弹由左乳左胁下出,由美医治疗中。”[31]

宋希濂将此消息告诉陈明仁时,陈明仁仍恼怒地说:“张绍勋战场自毙是为了逃避责任,纵然不死,也军法难饶。”[32]

宋希濂只好下令第87师副师长黄炎接替张绍勋之职,指挥部队进行后续作战。

从误发“捷报”到放弃阵地,尔后又久攻龙陵不下,为宋希濂招来一片责难。17日下午,重庆侍从室参谋吕文贞即打电话至保山传达蒋介石“钧谕”,饬令卫立煌查明放弃龙陵是何人下令。宋希濂此时已不敢直接电复蒋,而派专车从由旺送抄件“代电”面呈卫立煌做解释。[33]后来,与宋素有矛盾的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乘机建言,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后来让宋希濂阵前“下课”,去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受训,让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黄杰代理指挥。作为宋的黄埔老同学、老部下的第71军军长钟彬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说误报战果是“留置后方之幕僚,竟以主官之名义报捷于中枢,演绎成龙陵得而复失之误会”。[34]事实上,当蒋介石得到电报后,又打电话向卫立煌核实情况,当时卫立煌哪里知道这个电报是越过他直达天庭的,正让参谋紧着向第11集团军催问呢。[35]明眼人一看即知,哪个“留置后方的幕僚”敢直接向蒋报捷?

对上述说法,有人还做了补充。在台北的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在其为父亲写的传记《萧毅肃将军轶事》中披露,因为宋希濂“谎报军情”,人们误认为“龙陵得而复失”,舆论大哗。“蒋委员长在盟国追询下颜面尽失,下令追查责任并限期收复龙陵,[36]第87师师长张绍勋有苦难言,在指挥部举枪自尽,宋把责任推给张,度过这一关,但却无能收复龙陵……后来他派去重庆陆军大学受训,失了兵权”,“这算是一种留面子而相当重的处罚了。”[37]但这种说法毕竟来自彼此有宿怨的一方,不好当作结论,姑且作一家之言留存。

如今客观评价这一段争执,笔者以为误发“捷报”属宋希濂草率唐突,但转移阵地还算正确决策。据事后虏获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于6月13日下达给松井秀治的第147号作战命令,确有令其“经勐外坝、小米地先向滇缅公路急进,遮断敌之退路,尔后不失时机返向龙陵城郊前进,求敌侧面而攻击之” [38]的指示。方国瑜在其《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据此评论说:“后虏获敌文件,即有计划包围我第71军而歼灭之企图,若不先退,则中敌计也。”[39]问题的关键在于,第87师就是挡不住松井支队的1500多人,挡得住的话,后撤就不对了。这涉及到中国军队战斗力评估的问题了,抗战以来宋希濂跟日军交手多次,他有自己的判断。而钟彬这个人,确实当得起一个“忠”字,战后在其《龙陵会战》一文中评说道:“在战场由血肉换来之阵地,任何有血性之指挥官决不会轻易放弃其尺寸,到万不得已,必须放弃一部时,指挥官能负责到底。此种高尚之指挥道德,实在为吾人所敬佩。”[40]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张绍勋这个人一直让笔者挂心。按说,一个敢于承担责任阵前自杀的少将师长,不应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当时他作撤退考虑必定出于个人对战场情势的判断,错误也好正确也罢,都不能仅从道德上进行评判。而且从卫立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看,对张绍勋的努力反映充分,并没有多少谴责意味。

事实上,这个人此前的经历,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优秀抗日军人:张绍勋,1909年生,广东合浦人,黄埔第5期毕业。曾两次参加淞沪战役,第一次(一·二八抗战)为87师261旅522团第二营营长;第二次(八·一三抗战)为36师216团团长,进攻汇山码头时负伤。后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和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胜利后,无大错的将领均获相应提升,张绍勋也不例外。看来上峰最终还是对他作为给予了充分理解。

然而,这个人后来的命运实在令人叹息。1949年,时任国民党第122军军长的张绍勋在湖南大庸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0年入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改造思想。1952年7月被军事法庭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8年,送往宁夏石咀山市平罗镇战犯监狱服刑,实际执行15年(无延长判决)。1964年被特赦,留当地劳改农场就业。“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关进监狱。1970年11月,宁夏石咀山市革命委员会未经审判便以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张绍勋定为死刑,并于1971年1月6日公开执行枪决,终年61岁。[41]



 

[1]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9页。

[2]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第92页。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1页。

[3]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92页。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2页。《陆军第八十七师滇西战斗详报》(续),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164页。

[4]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2页。

[5]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3页。

[6] 宋希濂6月17日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1513页。另据资料,第11集团军应编驮马大队5个,实编3个(1500匹),请美军兽医协助保育,为远征军兵站主要输力。军政部拨交总监部18个运输兵团,因种种原因逃逸死亡大半。后以9个团并为4个团。第11分监部在保山、漕涧等处囤粮3.8万包,屯弹15个基数。见《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政协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2004年10月印,第69页。

[7]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2页。

[8]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3页。

[9]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3页。

[10] 胡薛军:《反攻滇缅路的龙陵战役》,黄埔军校网“远征军文史馆”文章,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yzjwsg0013.html。

[11] 熊新民:《连战皆捷的滇西反攻战》,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90页。

[12]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1页。

[13] 档案原件因印刷问题漏字,有的资料记做“平戛”。

[1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2页。

[15] 自清政府开通电报业务至民国时期,因发报以字论价比较昂贵,遂采用以十二地支代月;以30组共106个韵目字代日(军方应用时有两个特例:30日按规定该用韵目字“陷”,但因于军队不吉利,便以“卅”字代替;又以“世”或“引”代 31日,因“世”字大致为“卅一”两字合写,用“引”字则因其很像阿拉伯数字31);以十二天干计时辰。仅用三个字即可大致表示准确时间。如“巳蒸申”,即为6月10日申时。

[16]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1页。

[17] 不少撰述资料说到远征军第一次攻击龙陵,都认为第71军已攻占龙陵,但反被日军援兵包围,是中了日军的“空城计”。这个说法,显然有为第71军辩护的色彩,似乎该部因攻占龙陵而陷入日军合围之预谋。事实上,第71军始终未完全占领龙陵,龙陵核心阵地仍有日军坚守,并非“空城”;日军随后的增援为应急处置,而非事先预谋。再则,这个说法也误读了“空城计”原义。

[18] 第71军围攻龙陵功亏一篑,很大原因在于邦乃渡轻易失守,致使腾冲方向增援日军迅速进入龙陵解围。据资料,邦乃由第261团第一营第三连据守。邦乃距腾龙桥约5华里,日军未过桥前,曾有群众向该连连长报告:“有大量日军向龙陵开来。”该连长不信。第二次又有人报告:“敌人已渡江向邦乃来了。”该连长仍不信。在该连吃饭时,第三次有人来报告:“敌人离这里很近了!”该连长还是不信。有一名中尉排长警惕性较高,连忙吹哨下令第一排进入阵地。第一排尚未出屋,日军已端着刺刀冲入。两排人遂成为日军砧上之肉,悉被歼灭牺牲。随后,位于其后方大松园的第一营在不知敌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也被日军击溃。按说,第261团第一营第三连失守邦乃责任非常严重。然而奇怪的是,在7月中旬,第11集团军进行整肃,对腾龙桥失守事件交军事法庭审判,第三连连长罗某却未获死罪。因为罗某提供了一份详实的作战记录,将何时发现敌情向营长报告,何时丢掉排哨、连哨,以及三次请求援兵和营长派来援兵的时间都有详细记录。因此,法庭认定责任不全由连长一人负责,从而未判罗某死刑。真相到底如何,现有资料记载相互矛盾,已不可考。参见赵铣:《龙陵反攻战史事珍片》;屠伯豪(口述)张组成(整理):《千军奋勇驱邪恶 我血亦染龙陵土》,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85页、第97页。

[19] 6月8日,第87师先派出第259团第三营一个加强连担负破坏腾龙桥任务,该连报告:腾龙桥及大硝河共有桥梁三座,除木桥一座予以彻底破坏外,其余均为铁链、木石之坚固桥梁,无法破坏。第87师又令第261团派出第一营及师工兵连前往破坏。但该营因缺乏炸药,故一面请求炸药,并要求空军轰炸,一面准备汽油、棉花、稻草等物焚烧,最终未达成破坏效果。见《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政协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2004年10月印,第82页。

[20]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4页。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4页。

[21] 据云,英国官方战史曾盛赞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善于发挥内线作战之长处,能使小部队独立作战,中国军队则动作迟缓。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284页。

[22] 美国出版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转引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3-114页。

[23] 由第56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指挥的第53师团步兵第119联队第1大队(野中大队)的两个步兵中队,在上街附近临时编成,在击破远征军第9师营救出日军上街守备队后,又转进西北增援龙陵,从背后攻击龙陵东北部的勐林坡。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5页。

[24]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8页。李宝林(口述)段润昌(整理):《我被迫参加日本军队的经过》,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164页。

[25] 指第8军。事实上后来卫立煌已下令第8军副军长李弥率荣1师一部(荣1团及荣2团第一、二营),于6月25日赶来增援。

[26] 美国出版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转引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4页。

[27]《文史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文章《抗日名将陈明仁的戎马一生》,于冠礼撰文。

[28]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4页。

[29]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5页。

[30] 6月20日至25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曾三次传达蒋介石电令,追查放弃龙陵系何人下令。详见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23页。

[3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5页。

[32] 《文史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文章《抗日名将陈明仁的戎马一生》,于冠礼撰文。

[33] 据卫立煌6月17日抄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418页。

[34]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1页、67页。

[35] 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29页。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23页。

[36] 据军令部长徐永昌6月21日日记:“三时半会报,提出史迪威请示裁治龙陵失守之责任者。敬之(何应钦)办法仅令前方速行收复而已。”徐永昌评论说:“此诚空言,无补遗笑外人。”见《徐永昌日记》(第七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出版,第343页。

[37] 萧慧麟编著:《萧毅肃将军轶事》,香港书香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0页。宋希濂在其《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原国民党军政人物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第一版)中,对自己突然离开前线去陆大受训一事,作如此解释:“……及至松山克复,炮兵部队陆续开到,补给亦源源而来,方期一举歼敌之计,突奉军委会命令,调我去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不料到了重庆晋见蒋委员长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前方正打得很紧,你为什么来了呢?’我答是奉委员长命令来受训的。蒋闻之愕然,半晌不语,随后说:‘既然来了,就去受训再说。’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之调训,并非委员长之意。事后查悉系萧毅肃捣的鬼。萧时任远征军长官部参谋长,曾为武器分配与反攻部署等问题和我发生过争执,加上他喜欢人送礼,我不买账,遂挟私报复,利用其在军令部一些同学的关系,偷偷将我的名字列入(共有七八十人)”。见该书第185页。这里有两点很耐人寻味:其一,以萧毅肃个人之职权能力,敢将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从战局吃紧的火线调离吗?其二,如确是蒋亲自下令调宋,他见了宋后的故作愕然状,确系演技不俗——成功转移了怨愤。

[38]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7页。

[39]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93页。

[40] 钟彬:《龙陵会战》,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67页。

[41] 邓贤:《落日》第七章“同仇敌忾”,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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