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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1944:松山战役笔记

 
 
 

日志

 
 

李中华:试飞事业的“国家名片”  

2007-08-31 21:30:26|  分类: 他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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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试飞员总是在经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难不死”之后,才能进入公众的视野。2005年,记者曾采访过一位叫梁万俊的试飞员,当时,他操纵着一架完全失去动力的战斗机,像风筝那样从几千米空中“飘”回了地面,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8分钟。他因此成为央视200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现在,李中华的名字又开始在人们口中传颂。他所遭遇的那个决定生死的“巅峰时刻”,只有7秒钟。

李中华与梁万俊是熟识的朋友,尽管他们不在同一部队:李中华隶属空军装备部直属的某试飞团,梁万俊是成空某试飞大队的试飞员,但他们常常因飞同一架新型战机而交流切磋。在中国,这个精英群体总共不过百十人,其“珍稀”程度也许仅次于航天员。这些公认的英雄,一天之内经历的传奇也许比常人一生还要多,但平日里总是与那些“国家利器”一道雪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地下,一个女人的守望

已经有无数媒体报道了李中华在空中所经历的那个决定生死的7秒钟,记者的讲述却要从地下开始。那天,李中华闯过“鬼门关”落地后,居然又按当日的飞行计划气静神闲地换飞机飞了一个其他课目,傍晚还像往常那样去旱冰场溜冰去了,仿佛一切不曾发生。然而,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试飞院。

李中华的妻子潘冬兰是试飞团政治处的干事,政治处主任种耕按捺不住兴奋地对她说:“李副团长今天又化险为夷了!”潘冬兰心里咯噔一下,紧着追问:“怎么了?”种主任的脸色就有些尴尬,说:“你还不知道?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潘冬兰转身就往李中华的办公室走。在门口还听见里面有说话声,一敲门进去,几个男人们立刻保持缄默。那天下午,潘冬兰匆匆打开电脑,在试飞院的局域网上心惊肉跳地看完了丈夫的英雄壮举,心里百感交集。回家做好了晚饭,就神不守舍地等着丈夫归来。当听到那个熟悉的脚步叩响楼梯时,潘冬兰的眼泪就开始哗哗地淌。李中华一进门,潘冬兰就紧紧地抱住了他。那一刻,“好像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忽然失而复得!”

“到底出了什么事?”晚上潘冬兰开始追问。

“没事,我就是按了几个按钮。”李中华轻描淡写地说。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仿佛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整夜未眠的潘冬兰却无法善罢甘休。这个在政治处分管“空勤家属”工作的女上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试飞员妻子们的“领袖”或者代表人物。她今天遭遇的情形,其实是试飞员妻子生活中的经典情境。

潘冬兰曾听李中华讲过一个关于飞行的黑色幽默:“对一个飞行者来说,所谓成功的飞行,就是起飞次数与落地次数相同;而完美的飞行,则是落地以后还能再次飞起来。”在潘冬兰看来,处女座、A型血的丈夫,也许是最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即便是每次完成飞行课目后的着陆动作,也必定是那种帅气十足的“两点大姿势”:两只后轮如雄鹰的巨爪轻稳接地,滑行一段后才轻轻放下前轮。他的沉稳和自信,在19年前他们相识的那一刻就打动了她,让她终于下定决心说服为女儿担忧的父母,毅然决定嫁给他做一个“空嫂”——一个在活在地上却将全部感觉系统牵挂着天上的女人,一个时时刻刻守望蓝天的女人。也许,在漫长得令人疲惫的守望中,一些试飞员妻子已习惯了丈夫们报喜不报忧的惯常做法,但是她不能,尽管她对在天上一次次化险为夷的他有足够的信心。“嫁给了他,我们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试飞就是两人共同的事业。”潘冬兰跟记者说,“生命的另一半在天上经历的事情,你怎么能不知道?”

潘冬兰所追求的这个状态,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感同身受”。这个出身军人家庭、曾在南疆救护过伤员的女军人,在爱情观和事业观上,对女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有着强烈共鸣。如果李中华是那棵顶天立地的橡树,她不愿做一支攀缘而上的凌霄花,她选择了与丈夫并肩挺立共沐寒潮风雨雷霆的木棉。潘冬兰讲过的一段话曾经深深地打动记者的心:“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存在不可知的悲和喜,有痛苦得摧心蚀骨时,也有快乐得淋漓酣畅时,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管什么来了都要去承担。男人因承担而坚强,女人因承担而温柔。”

用心良苦的“木棉”第二天傍晚约丈夫去散步,走得很远,直到坐在一个远离营区的烧烤摊上,她给自己和自己的“橡树”都要了一杯啤酒。他和她都没有喝酒的嗜好,这个举动无疑表明了一个非常状态。“橡树”从妻子执着的目光中掂量出了轻重,终于开口讲述那个发生在天上的事。“七八秒钟的动作,他这次整整讲了近半小时。”

能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心爱之人的事后追述之中,潘冬兰体会到的是一种极致状态的幸福。这一刻,19年前那个怀里揣着热饺子坐火车从哈尔滨赶到长春来看她的真诚无敌的歼击机飞行员、那个把她从松嫩平原带到黄土高坡匆匆举行革命浪漫主义婚礼的新试飞员、寂寥的40岁生日那天忽然从戈壁悄悄飞回送给她大捧玫瑰和巧克力的中年新好男人,在她心灵的荧屏上逐一掠过,两个生命合而为一共同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温馨浪漫以及平凡琐碎,都变成了人生难以言表的踏实和满足。

这些年来,由于任务繁重,李中华和所有试飞员一样,在家的时间很少。但与别人不同的是,只要在家,他总是像一只辛勤快乐的“小蜜蜂”,恨不能帮她做完所有的家事。她明白,这位全团闻名的“模范丈夫”其实是在以行动注解着她关于试飞是“两个人的事业”的理论:她满足地生活在地下,他就可以更自由地翱翔在天上,这才是一个试飞员家庭生活的真谛。“客到只从篱外听,笑声多处是吾家。”这个懂得把握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的女人,永远觉得当下的一切是最美好的,她从不把幸福寄托在遥远的未来。

天上,一个男人的传奇

2005年5月20日。晴。飞行日。

多年以来,每个飞行日,出现在起飞线上的李中华都是这样的形象:棱角分明的板寸发型、鹅蛋青色的连体飞行服、擦得锃亮的飞行靴、每天一换的雪白飞行手套——白手套由妻子专买,一买就是50双。飞了二十多年,体重变化从未超过一公斤,每天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与其说是为了塑造形体,不如说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精神修炼。这种仪式感,李中华并非刻意为之,但这些习惯无疑让他每天都沉浸在一种庄严和神圣的职业感之中。

那天的试飞科目是“纵向诱发震荡”,这是一项试飞员在电传状态下检验飞机性能的等级评定任务。对低空飞行,尤其是正在降落滑行的飞机,机身突然出现类似“鸡啄米”般的上下点头,这无疑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在着陆时栽头或触尾,导致机毁人亡。在一般飞行中,这种震荡属于偶发的意外;但作为试飞课目,则要故意“制造”出这种震荡,检验飞机性能,训练新试飞员掌握处置方法。

在一个外行的眼里,可能会将此举看成是“没事找事”,但这正是试飞员职业的基本精神——他们就是要把人们能想象出的一切“意外”和极限状态都探索明白,画出一个安全的飞行边界(如所谓“飞行包线”),制定出若干飞行规则,然后交给一般飞行员去飞行。如果简单打个比方,试飞员像是一名优秀的驯马师,而飞行员则是骑手。

那天李中华的任务是带教兄弟飞行大队的试飞员梁建峰,坐在后舱。他们胯下的飞机非常特殊,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三轴变稳飞机,造价达7000多万元,我国仅此一架,全世界能拥有这种飞机的国家也仅数个。这个堪称“国宝”的飞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模拟几乎各种飞机的飞行状态,是一个全能型的“空中试验室”。

险情发生得毫无征兆。

中午12时22分,当课目进行第三个状态试飞,飞机以高度500米、时速270公里向机场方向靠近,并构成着陆状态时,谁也没有想到,飞机机载变稳系统突然告警,电传系统停止工作。这个情况虽属意外,但以往也曾出现过,可以用复位方法处置。但李中华揿下复位键后不久,红灯闪烁,系统再度告警。

电传系统失控后,前舱驾驶杆失去作用,坐在前舱的梁建峰已无法驾驶,后舱的李中华迅速接管飞机进行机械操纵。但这时飞机忽然急剧向右偏转,机头忽地向上一翘,像螃蟹一样横向滑行,只是一瞬间,飞机就“倒扣”了过来,将李中华和梁建峰头朝下倒悬在座舱里!

此刻,飞机距地面垂直高度仅400多米,且正以近300公里的时速向斜下方冲去,在倒悬的李中华视野里,“地面上的麦田、村庄正朝着我的飞行头盔疾速扑来”。按这个高度和时速,飞机撞击地面的时间只需十几秒钟,完全可以说,此刻两位试飞员的生命毫无预兆地进入了“倒计时”读秒状态!

这时,前舱的梁建峰惊呼:“教员,飞机不行了!”李中华马上喊道:“你别动,我来!”这时候,李中华最怕梁建峰按下跳伞按钮,因为飞机上的弹射救生装备是两个人连在一起的,如果弹射的话,也是后舱的李中华先弹出去。在飞机刚“倒扣”过来的几秒内,因为高度和飞机姿态原因,还是可以跳伞的,但这个时机只是一瞬间。在梁建峰惊呼之后,飞机已下降高度,在“倒扣”状态下,若按下弹射装置按钮,飞行员将向炮弹那样直接撞向大地,那将是不堪设想的惨剧!

此后,在7秒钟内,李中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三组令人眼花缭乱的处置动作,在蓝天上上演了一出惊世传奇:

李中华第一个念头是想把飞机改平,马上蹬舵、压杆,但没有反应,飞机依然疾速“倒扣”着下坠;

出于本能,李中华又按下了驾驶杆上的应急切断按钮,这是飞机出现紧急情况时用的,但仍然没有反应!

说书人常言“说时迟,那时快”,用语言来表现速度永远是苍白的。电影《双旗镇刀客》在表现那个少年刀客出刀之迅疾时,只让观众看到忽然卷起的黄尘,接着就是对手眉间悄然滑下的血迹。这无疑是高超的手法。事后,李中华在追述这两个动作时说,“现在说起来中间好像有个过程,其实当时是很连贯的。”这里,只能请读者将分解的慢镜头再闪回“快进”。

上述两个动作,是优秀试飞员通常能想到的处置方法。它绝对不是溺水者绝望之际的一连串“盲动”,而有着清晰、严密的思维逻辑链。在这两个动作难以奏效后,就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境地:常规的处置方法已经没有了!

但李中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意识流似乎永远指向事物的本质,灵感电光般闪射而出,没有片刻停滞——“我当时想,关键要让飞机可控,那就只有一个方法,按常规来说,这是不合逻辑的方法,在试验室从没有遇到过,但我必须试一试。在我的右手有三个电门,分别是变稳、显控和计算机,我一把就把三个电门全关掉了!”

事后,试飞院的专家们向记者解释,按规定,飞机在空中是不允许断电的,因为它会破坏飞机上的电子设备,让地平仪、罗盘、通信等装置失灵。然而,李中华已意识到这个罕见险情的症结所在:在种种尝试之后,飞机仍然失控,一定是计算机这个大脑系统出了问题,那么就切断电源让它关闭,用飞行者的头脑让飞机恢复理智,用最原始的机械方法掌控飞机。

“三个电门关掉以后,飞机一下子就听话了!”李中华知道自己努力成功,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旋即握杆操纵将“倒扣”的飞机翻转过来,并迅速拉起来。此刻,飞机已经下坠到距离地面仅仅200米!

在生命“倒计时”最后的三四秒前,李中华凭着超人般的勇气和智慧击退了读秒的死神,向世人宣告:我赢了!

飞机着陆后,经技术人员分析事故原因,确认正是系统电源系统发生故障,蓄电瓶电压急剧下降,导致计算机系统输出了错误信号,使飞机像神经错乱的“疯子”一样无法控制。李中华赢得明明白白!

让李中华感到既庆幸又后怕的是,当时飞机飞的是着陆构形,起落架和襟翼都放下了,否则机上断电后,根本放不下;即便掌控飞机后,恐怕也难免要选择跳伞摔掉“国宝”飞机。李中华赢得完美无憾!

心中,一个英雄的梦想

自1995年起,李中华在试飞员职业生涯中,先后成功处置过15次空中险情、5次空中重大险情。即便今天他已经为媒体广泛宣传,那些发生在空中的一次次惊险传奇的细节,大部分仍然封存在他个人的记忆之中。

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试飞,了解打造“国家利器”的辉煌事业和这支英雄队伍,李中华像完成试飞课目那样自觉地配合媒体宣传,让自己的形象代表空军、代表履行新使命的人民解放军,“让全国人民对自己的军队有信心”。在他看来,这是一份更大的责任。但是,他一再告诉记者,他不希望我们把飞行渲染成一种危险的职业。“其实,飞行灾难比汽车、拖拉机少得多,只是因为太受关注而被无形中放大了。”他说,“即便我遇到过20次险情,也不是都让我感到遇到了大麻烦,还是有相当的余地去处理;即便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也总有一块石头可摸,而且是相当坚实的。”

他要告诉公众的是:飞行是一项科学事业,需要科学的态度。他更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不要因危险而止步,都来加入这个“充满激情、挑战和快乐的事业”!

李中华是我军第一代“双学士”飞行员,被人们称为会飞行的飞机工程师。1983年,李中华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完成飞机发动机专业的工科学士学位后,被特召入伍,在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学习飞行专业本科。这是空军首次在地方高校工科大学生中征召飞行员,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仅招收了50人。1985年从飞行学院毕业后,李中华进入空军航空兵某师,经4年历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

李中华说,如果那时自己的师装备了第三代战机,也许自己会安心地在部队飞行,将自己锻造成一柄“空中利剑”,在不期而至的未来战争中一显身手。然而,当他很快就将胯下的歼-6战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之后,陷入了对飞行理想的迷茫。“什么时间改装新机,我不知道。继续飞歼-6,是我的希望吗?”尽管人们公认在战斗部队有更多的仕途发展机会,但李中华说,“在二十多岁的年龄上,我从未想过依靠歼-6实现个人的行政线!”

命运在1989年秋天让李中华的飞行理想得以实现,他从同学那里获知空军试飞团选拔试飞员的消息,当即激动不已地寄出了个人简历,不久就得到被录取的消息。

带着未婚妻潘冬兰双双离开松嫩平原的故乡来到西北飞机城,“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的第一印象,让潘冬兰差点被吓住。但李中华却似乎对这类问题视而不见,吸引他的是黄土地上那两条宽阔笔直的大跑道,和那一架架令人怦然心动的“飞豹”、苏-27、歼-10战机。“它们太牛了!太骄傲了!”

少年心事当拿云。要飞就飞新飞机!“旧飞机部队的师长,见了歼-10、苏-27的年轻飞行员,都不好意思说自己飞过什么。”这是飞行员圈子里的文化氛围。既然暂时不能驾驶新战机做一名空中斗士,那就做一个新战机的“催生者”。李中华无比踏实地开始了他的试飞员生涯。

1993年,李中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中国试飞院创办的试飞员学校后,被选拔派送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完成试飞理论学习和6个机型的试飞培训,获得国际试飞员等级证书,成为我国首批,也是仅有的3名国际试飞员之一。此后,他又两度赴俄罗斯,进行米格-21、苏-27飞机“失速尾旋”专项培训,成为我国首批三角翼飞机和苏-27飞机“失速尾旋”试飞教员。

在试飞领域,被飞行界称为“死亡陷阱”的“失速尾旋”是一个极为高难的课目。飞机专家们介绍说,当飞机在飞行中迎风角度超过某个界限,就会突然失去浮力,进入一种不可控制的螺旋状下坠状态,或按顺时针方向绕旋,或以逆时针方向绕旋,或者干脆像一片落叶那样旋转着飘落。在这种状态下,飞行员很难将飞机改出常态,常常导致机毁人亡的悲剧。以往,在“失速尾旋”课目的试飞中,仅美国和俄罗斯就损失过几十架飞机,数十名试飞员因此丧生;我国也多次发生因“失速尾旋”而导致的飞行事故。

每一次挑战“失速尾旋”,在李中华看来都如同驯服一匹烈马,它可能会突然直立将骑手摔落,也可能尥蹶子将骑手颠出,甚至忽然卧倒翻滚将骑手压在身下……不管是飞机进入正尾旋、倒尾旋还是“落叶飘”,试飞员的职责就是像驯马师那样迅速找到相应的摆脱方法,总结出其规律。为此,李中华需要一次次地进入那个恐怖状态,进行一种类似“濒死状态”的极限体验。无庸置疑,这是一种科学冒险,但它是必须的;对一个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且经过循序渐进训练的试飞员而言,它并非像一般人所说的“玩命”。在李中华的概念中,自信和骄狂、勇气和鲁莽有着极其清晰的界限。他一直强调,“用脑子飞行”和“心中有数”是一个试飞员最要紧的职业意识。他所理解的试飞的最高境界,是将飞机掌握到极致,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把飞机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可以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地完成任何任务。

某型飞机“失速尾旋”这个课目,先后进行的17次试飞都是李中华飞的。本来计划飞30多次,他将预定任务量几乎压缩了一半,因为他一次就能完成几次的任务。飞某新型战机“迎角限制器”这个课目时,他将飞机迎角渐次抬高到最大极限,听到了谁也没有听到过的第二次“女中音”告警声。在某新型飞机“低空大表速”试飞中,李中华驾机从万米高空开加力向下俯冲,巨大的速度先后导致飞机前起落架护板严重变形、机翼前沿铆钉飞落、油箱渗油等险情,在异常“悲壮”的氛围内,他从12000米高空俯冲到距离地面800米,创造了国内飞机飞行速度的崭新记录。飞这样的课目,试飞工程专家们内心是极为矛盾的,他们当然希望能无限接近那个要探索的飞行边界,但却很难忍心让试飞员去置身那个极大的风险。因此,他们要挑人,挑最让他们信得过的试飞员。在多年来这样的无形选择中,李中华渐渐凭着厚实的积淀脱颖而出。试飞工程专家们评价,试飞员李中华关于飞机工程的专业积累,即便改行做一名试飞工程师也绝对优秀。

如果说李中华这一代试飞员与早期试飞员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此:他们不但继承了前辈试飞员的勇敢精神,提高了飞行技术,更成为可以与试飞工程专家在同一专业平台进行对话、直接参与飞机设计的“飞行工程师”。

在国内的“飞机发烧友”网站上,很早就流传着李中华挑战苏-27战机“眼镜蛇机动”的传说,他是中国飞行员中掌握这个享誉世界的传奇战术动作的第一人。第三次到俄罗斯,李中华就决心实现这个世界顶尖级飞行员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当俄罗斯试飞学校校长热情地征询他所赏识的这位“中国勇士”的意向时,李中华不假思索地答道:“飞‘眼镜蛇’!”对李中华而言,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不仅是飞行技术的突破,信心和勇气的突破,更是中国空军试飞员进入世界最优秀行列的一个象征。

那天,李中华驾驶苏-27战机,在俄罗斯茹科夫斯基国家试飞学校上空进入8000米指定空域。当机载速度表指针从800渐渐降至300时,李中华冷静有序地开始了操作:关闭限制器、断开电传操作系统,拉杆,当飞机抬起机头约20度时,再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里。

这时,苏-27仿佛被激怒般猝然昂首直立,很快便梗着颈部后仰超过120度,机尾则向前部冲去,机身仰面朝天露出雪白的机腹。平日里如苍鹰般矫健优美的苏-27,忽然变成了一条狰狞可怖,昂首屈曲身蓄势,仿佛随时会闪电般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几秒钟后,伴随李中华松开驾驶杆,苏-27机头非常温和、驯服地向前回落,收起了凶悍狰狞的面目。

着陆后,李中华走下飞机,俄罗斯教官考切尔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李,祝贺你!完成‘眼镜蛇’动作是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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