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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1944:松山战役笔记

 
 
 

日志

 
 

读《八月桂花遍地开》  

2007-08-31 22:17:26|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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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徐贵祥方面大耳,浓眉大眼,军人气十足。遇到所赏识的年轻同行,经常主动热情招呼:“老弟!”马上就让人觉得回到了队伍里,他就是你的老连长。这厮以《弹道无痕》、《决战》、《历史的天空》等一系列“独树一帜而又异常醒目”的作品,被人称为军事题材小说创作领域的“正面强攻派”。懂点军事的都知道,正面强攻就是攻坚作战,啃硬骨头,不取巧,不溜边,不玩剑走偏锋那一套。徐贵祥当年在南部边境打过仗,比别人多了些铁血硝烟的阅历,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经历决定一切:即便在军旅作家中,对战争和军事题材有发自内心的兴趣者也不占多数,玩风花雪月的高手并不比外界少。也许,只有用基因和血液里的某些特质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写抗战题材小说的人要精细到列表研究日军驻屯联队的编制和装备、“下士官”、“士官候补生”的晋升步骤与职责范围,至于《菊花与刀》、《日本人的缩小文化》之类的日本人“认识论”更是案头翻烂。这就是徐贵祥。其实,不知道“军曹”、“伍长”、“曹长”、“肉弹攻击”、“白兵”为何物的作家,不也写出了洋洋洒洒的长篇抗战小说吗?多来点“索嘎”、“八格”、“死啦死啦地”不就结了吗?那些“鬼子”,不就是已经程式化了的那些残暴、愚蠢、可笑的丑角吗,费心研究他们不是瞎耽误工夫吗?

徐贵祥确实有着自己的标准。他在《八月桂花遍地开》后记中说:“我们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不少,但有不少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毛病,过于突出的宣传教化功能冲淡了感情和命运的力量,对于战争的反思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层次,因此这些作品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时期流传,放在国际战争文学的大背景里,就显得有些轻飘。”基于如此的思考,他所努力的目标就是“试图贴近历史真实,站在人类的、人性的高度去比较和诠释那场战争”。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第一个突出的收获,就是令人信服地写好了我们的敌人,即:写得像、写得真、写得深。其像、其真、其深,对习惯了以往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中“鬼子”形象的读者而言,也许在脑海里的第一反映却是种种怀疑。陆安州驻屯军司令官松冈大佐,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熟悉超过了大多数中国人,他平日总放下军刀、穿着中式绸衫在驻屯的陆安城里散步、访问当地士绅,与他们谈论宋词或品茗。他需要身边的奴才式的中国人,但他内心里轻视他们;他“需要同体面的、有主见的,甚至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交朋友”,为此甚至被有骨气的中国人讥讽、贬薄而态度愈恭。这还是“鬼子”吗?笔者要说的是,徐贵祥在这里绝不是在玩“矫枉过正”的性格组合游戏,他笔下这个酷爱中国文化的日军大佐,又是最残酷而忠实的军国主义信徒,这些看似不搭界的东西在这个“鬼子”的灵魂中是浑然统一而不是机械的拼合,他的种种“异样”举止都是符合于其人格心理、精神信仰和现实政策的。其实当年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之辈,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皇国”理想投身军阀割据的中国“建功立业”,所效法者正是中国战国时代那些合纵连横之士,都有着松冈这种与我们的文化心理有某种隐秘渊源、与我们似像非像的“中国通”。问题是在长期为宣传教化功利所主宰的艺术创作思维中,我们自然地把这些过于复杂的东西过滤掉了,最终导致我们离真正的敌人越来越远。当敌人幻化成了一群“野兽”或者“小丑”,战胜了他们的我们就变得形象模糊,而战胜本身的价值感也变得轻飘虚无。徐贵祥显然是有意迎接这一认识及表现能力的挑战,他曾言:“写鬼子的时候,我感觉中自己就是鬼子,进入鬼子的角色状态后,我是坚定的、凶残的、勇猛的甚至是智慧的。”也许正是从这种 “灵魂附体”般的创作体验中,徐贵祥才真切地触摸到了这个东邻岛国族群自卑与自大并存、人性压抑与兽性膨胀交织的本真状态,看清了“武士道”、“皇化”、“军国”这些东方化的法西斯文化因素对人性的扭曲。徐贵祥像一个着迷的“试验者”,在这部小说中有名有姓地写了十余个不同层次的鬼子,从派遣军司令官、驻屯军联队长、尉官、下士官和普通“召集兵”。除松冈之外,更通过对“士官候补生”荒木和二等兵岩下研究式地精心塑造,让人看到了为“武士道”精神极端异化及尚在人性边缘挣扎的两个典型形象,其扎实饱满的笔墨让接触过前来中国谢罪的日本老兵并研读过多种日本老兵战争回忆录的笔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叹服,疑心这样准确、深刻的刻画是出自日本人的自我写照。

《八月桂花遍地开》第二个突出的成就,在于令人振奋地写好了我们中国人。笔者对抗战史有浓厚兴趣,但却最怕看自己人的抗战叙事作品,所忌讳者有二:第一不愿看两个抗战主体队伍彼此间的极力贬低;第二不愿看对那些附逆者的符号化的简单处理。原因很简单,这些互相对立的人都是中国人,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本来是“卫国战争”。笔者以为,这样的作品拿到国外去,会让绝大多数人为我们中国人的作为而困惑,会从内心里看轻我们的抗战,这也许正是西方的二战史长期以来将中国的抗战边缘化、中国的抗战叙事缺乏世界视角的原因之一。

徐贵祥在这部作品中,天才般地写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主人翁:既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临危授命的政府军陆安州行政专员兼少将警备司令。为完成大计,他又以有学识有尊严的江南儒商身份和才干赢得日军松冈大佐的信任,担当起陆安州汉奸政权的市长。而沈轩辕暗中的助手、汉奸武装桃花坞自卫团头子方索瓦更是精彩,他“缘于信仰深处”的“汉奸”表现,既对自诩深谙中国人心理、欲“以中国人治中国人”的松冈之形象做了铺衬,又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精彩绝伦的“卧底”英雄。在沈轩辕们施展雄才团结组织群众、分裂瓦解敌人的努力之下,终于形成了国、共、伪、匪、民各方齐心抗战的喜人形势。在这里,以往基于意识形态的功利叙事被提升到更高的视角,却从更深层次接近了历史的真实;而长期以来被阶级观点简单化了的中国社会阶层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这里被更加细腻地考察与表现。徐贵祥甚至借此塑造了一批全新的“汉奸”、“土匪”形象,让人们真正走进了“皇协军”这一“另类”同胞的内心世界。如果说沈轩辕这个人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定时期的确有着扎实的生活依据——如吉鸿昌、马占山等历史人物都属于这样的“杂色”复合人物,而方索瓦的故事似出自新四军历史上一个“假投降”的真实事例——倒不如说沈轩辕们是徐贵祥在历史罅隙里精心选择和打造的一个传奇。借着这两个特殊的中心人物,徐贵祥终于实现了将全体中国人放在一个既斑斓多彩、又令人振奋的平台上集体亮相,徐贵祥从意识深处想必都在渴望如此为自己的民族造像。他曾说,要“通过那些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人物,从那些的确可以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博弈场面里,显示蛰伏在我们中国人血液和骨骼中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浇筑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找到我们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的精神依据。”读到本书后半部分,笔者的耳边隐约回荡起一种再熟悉不过、却似乎第一次与内心体验所共鸣的旋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注意,是每个人,是多声部的吼声,在书里书外回荡着,那是从历史的胸腔里发出来的声音。而徐贵祥更偏爱八月桂花这个主题意象,那些漫山遍野的小花儿看似细碎,却呈燃烧状怒放着、芳香着,蕴涵着无穷的力量。徐贵祥“渴望自己的良知、自己民族的血液、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感,能化作这八月盛开的桂花”,想必在这部作品中已然获得了实现,因为读者已经沉浸在那浓郁的芳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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